
1956年1月下旬,北京西郊的中央党校报告厅灯火通明。会上,本来讨论的是国民经济计划,毛主席却突然抛出一句话:“各位同志,可曾听过贾桂的名字?”短短一问,把近千名干部的注意力牢牢拽住。
场内气氛瞬间收紧。有人点头,有人茫然。毛主席扫视全场,补上一句:“奴才干久了,腰都直不起来,这样的角色最叫人瞧不起。”八个字—“最看不起的人就是贾桂”—落地有声,随后再无旁骛地转回议程。会议结束,多数与会者仍在低声猜测,这番话到底意在何处。
把时间拨回到1949年夏天,新中国尚未正式成立,刘少奇带队赴苏。那趟旅程先谈贷款,再谈专家,两个月下来,双方敲定了首批二百多名苏联专家来华。八月中旬,火车抵达丰台,周总理亲自迎接,欢迎标语一路铺到站台尽头。新政权缺人,缺技术,礼遇这群外来者顺理成章。
几乎同一时间,全国解放接近尾声,党内却面临另一个棘手难题:七成党员是文盲或半文盲,懂技术、做规划的人屈指可数。要在废墟上搞工业化,没有外部援手确实寸步难行。正因如此,莫斯科的帮助被许多人看成救命稻草。有人私下说,“没有苏联我们哪能成事”,这种声音此起彼伏。

1950年春,首批苏联顾问走进北京、沈阳、鞍山的工厂,也进了中央各部委。机械、冶金、情报、体育,凡是需要“马上见效”的岗位,都穿插着俄语与中文的混合标语。更有意思的是,专家们在午休时常被邀请到礼堂演讲,听众连座位都不够坐。那会儿,钦佩情绪在群众里快速蔓延。
周总理看得很清楚,他一再提醒:“学可以照学,照搬可要不得。”出于谨慎,国务院秘书厅拟定了一整套《苏联专家在华待遇及合作办法》,衣食住行都写得清清楚楚,目的就是既表达尊重,又避免盲目崇拜。
1953年,一五计划全面铺开。李富春信心满满地宣布,“只要抓好施工进度,成套设备到位,建设速度会让外界吃惊。”话音未落,几位项目负责人却递上请示:“专家说最好把图纸再改一遍。”争论持续数天,最终决定边干边改。结果表明,专家方案虽先进,却并非一成不变,中国技师也能拿出替代方案。那一年,“土专家”第一次在大型项目里占了上风。
然而,盲目膜拜的情绪并未就此消散。到1955年底,“贾桂式”言论在一些机关里抬头,比如“请示莫斯科”“等专家定夺”等口头禅频频出现。毛主席留意到这种动向,于是在1956年那场会议上敲响了警钟。“他就算在皇宫里混得风生水起,谁真瞧得起?”这一问,再配上“腰都直不起来”的讥讽,立刻击中了要害。
“主席,是不是别说那么重?”会后,一位老干部小声劝道。毛主席摆摆手:“话不重,腰便更难直。”对话只此一句,却被旁人记了多年。
接下来,中央陆续出台自力更生的配套措施:扩招工科院校学生、在大型厂矿推行师徒制、鼓励科研机构同时对比中苏两套方案。实践显示,只要闯劲在,差距并非鸿沟。沈阳第一机床厂的青年技工不到三年就把数控设备摸透,还在原设计上加了改进件,连苏方顾问都竖大拇指。

1958年,赫鲁晓夫在北京会谈时突然提议搞“长波电台”与“联合舰队”。毛主席冷静拒绝:“情谊是情谊,主权是主权,两码事。”同年秋,中苏龃龉加剧。到1960年7月,苏联单方面撤回全部专家,并且带走图纸、封存资料。现场场面尴尬,有人感慨“天要塌了”。可事实证明,并没有塌。
专家撤走的第二年,鞍钢8号高炉全面点火,比原计划推迟不到四个月;同年,兰州化工基地试车成功,主要技术骨干全部是本土团队;到1964年,第一枚国产中近程导弹升空,测试数据达国际标准。这些成果,靠的是工人和科研人员昼夜倒班、边学边干的硬功夫。
回头再看贾桂那段戏文,角色虽小,却像一面镜子。毛主席敲打的并非某个具体人士,而是时常潜入人心的奴颜婢膝。外援要,合作也要,可真正决定命运的,始终是自己的脊梁。脊梁硬了,才能挺起腰板同世界平等对话,不必在任何主子面前低眉顺眼。
直到今天,那句“奴才做久了,在主子面前直不起腰”仍时常被引用。它提醒后来者:面对外来技术和经验,要保持敬意,更要保持主见。毕竟,只有把命运握在自己手里,才能在风浪里站得稳、走得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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