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6年1月下旬，北京西郊的中央党校报告厅灯火通明。会上，本来讨论的是国民经济计划，毛主席却突然抛出一句话：“各位同志，可曾听过贾桂的名字？”短短一问，把近千名干部的注意力牢牢拽住。
场内气氛瞬间收紧。有人点头，有人茫然。毛主席扫视全场，补上一句：“奴才干久了，腰都直不起来，这样的角色最叫人瞧不起。”八个字—“最看不起的人就是贾桂”—落地有声，随后再无旁骛地转回议程。会议结束，多数与会者仍在低声猜测，这番话到底意在何处。
把时间拨回到1949年夏天，新中国尚未正式成立，刘少奇带队赴苏。那趟旅程先谈贷款，再谈专家，两个月下来，双方敲定了首批二百多名苏联专家来华。八月中旬，火车抵达丰台，周总理亲自迎接，欢迎标语一路铺到站台尽头。新政权缺人，缺技术，礼遇这群外来者顺理成章。
几乎同一时间，全国解放接近尾声，党内却面临另一个棘手难题：七成党员是文盲或半文盲，懂技术、做规划的人屈指可数。要在废墟上搞工业化，没有外部援手确实寸步难行。正因如此，莫斯科的帮助被许多人看成救命稻草。有人私下说，“没有苏联我们哪能成事”，这种声音此起彼伏。
1950年春，首批苏联顾问走进北京、沈阳、鞍山的工厂，也进了中央各部委。机械、冶金、情报、体育，凡是需要“马上见效”的岗位，都穿插着俄语与中文的混合标语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专家们在午休时常被邀请到礼堂演讲，听众连座位都不够坐。那会儿，钦佩情绪在群众里快速蔓延。
周总理看得很清楚，他一再提醒：“学可以照学，照搬可要不得。”出于谨慎，国务院秘书厅拟定了一整套《苏联专家在华待遇及合作办法》，衣食住行都写得清清楚楚，目的就是既表达尊重，又避免盲目崇拜。
1953年，一五计划全面铺开。李富春信心满满地宣布，“只要抓好施工进度，成套设备到位，建设速度会让外界吃惊。”话音未落，几位项目负责人却递上请示：“专家说最好把图纸再改一遍。”争论持续数天，最终决定边干边改。结果表明，专家方案虽先进，却并非一成不变，中国技师也能拿出替代方案。那一年，“土专家”第一次在大型项目里占了上风。
然而，盲目膜拜的情绪并未就此消散。到1955年底，“贾桂式”言论在一些机关里抬头，比如“请示莫斯科”“等专家定夺”等口头禅频频出现。毛主席留意到这种动向，于是在1956年那场会议上敲响了警钟。“他就算在皇宫里混得风生水起，谁真瞧得起？”这一问，再配上“腰都直不起来”的讥讽，立刻击中了要害。
“主席，是不是别说那么重？”会后，一位老干部小声劝道。毛主席摆摆手：“话不重，腰便更难直。”对话只此一句，却被旁人记了多年。
接下来，中央陆续出台自力更生的配套措施：扩招工科院校学生、在大型厂矿推行师徒制、鼓励科研机构同时对比中苏两套方案。实践显示，只要闯劲在，差距并非鸿沟。沈阳第一机床厂的青年技工不到三年就把数控设备摸透，还在原设计上加了改进件，连苏方顾问都竖大拇指。
1958年，赫鲁晓夫在北京会谈时突然提议搞“长波电台”与“联合舰队”。毛主席冷静拒绝：“情谊是情谊，主权是主权，两码事。”同年秋，中苏龃龉加剧。到1960年7月，苏联单方面撤回全部专家，并且带走图纸、封存资料。现场场面尴尬，有人感慨“天要塌了”。可事实证明，并没有塌。
专家撤走的第二年，鞍钢8号高炉全面点火，比原计划推迟不到四个月；同年，兰州化工基地试车成功，主要技术骨干全部是本土团队；到1964年，第一枚国产中近程导弹升空，测试数据达国际标准。这些成果，靠的是工人和科研人员昼夜倒班、边学边干的硬功夫。
回头再看贾桂那段戏文，角色虽小，却像一面镜子。毛主席敲打的并非某个具体人士，而是时常潜入人心的奴颜婢膝。外援要，合作也要，可真正决定命运的，始终是自己的脊梁。脊梁硬了，才能挺起腰板同世界平等对话，不必在任何主子面前低眉顺眼。
直到今天，那句“奴才做久了，在主子面前直不起腰”仍时常被引用。它提醒后来者：面对外来技术和经验，要保持敬意，更要保持主见。毕竟，只有把命运握在自己手里，才能在风浪里站得稳、走得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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