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2年8月，北京的一间会议室里，空气突然安静得吓人。
坐在邓小平对面的，是个美籍华人教授，这人胆子大到没边，竟然当着邓公的面，提议要把“共产党”这三个字给改了。
旁边的工作人员冷汗都下来了，这不就是没事找事吗？一个外人，对中国的执政党指手画脚？
结果邓公听完，慢悠悠掐灭了手里的烟头，接下来的反应，让所有人都没猜透。
这事儿还得从这个教授的身份说起。他叫陈树柏，名字你可能不熟，但他爹要是提起来，那在民国历史上可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——“南天王”陈济棠。
这就更有意思了，一个是国民党上将的儿子，一个是共产党的领袖，这两家子在几十年前那可是死对头。
1949年以前，陈济棠手里握着广东的兵权，那是实打实的“土皇帝”。陈树柏自己也不简单，黄埔军校毕业，当过国民党少校，海南岛战役的时候，还指挥部队跟解放军真刀真枪干过仗。
后来国民党败了，陈树柏跑到了台湾，又辗转去了美国。这一走，就是几十年。
按理说，像他这种有“历史旧账”的人，躲还来不及呢，怎么还敢跑到北京来提意见？
02
其实陈树柏想回国这事，心里也是犯嘀咕的。
改革开放那会儿，国家缺人才，特别是像陈树柏这种在美国当了大学教授的电机工程专家，那更是香饽饽。中科院连着发了两封邀请函，请他回来讲学。
陈树柏看着信，心里那是七上八下。
他在想啥呢？第一，怕被“清算”。毕竟当年在海南岛，自己手里的枪可是朝解放军开过的。第二，他爹陈济棠当年那是蒋介石的把兄弟，属于“反动军阀”那一挂的。
这要是一脚踏进大陆，会不会这就是个“请君入瓮”的局？
这老哥也是个实在人，为了保命，先给美国国务院写了封信，问：“我是美国公民，我去中国安全不？”美国那边回话：“放心去，没事。”
有了美国护照壮胆还不够，他又直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，说白了就是投石问路：“我以前那是各为其主，现在回去，能不能既往不咎？能不能让我讲课？”
这信寄出去没多久，回信来了。写信的是中科院院长钱三强，话里话外就一个意思：邓小平同志说了，热烈欢迎，以前的事儿翻篇了，赶紧回来吧。
这就叫格局。
03
1980年7月，陈树柏终于大着胆子落地北京。这也是他和邓小平的第一次见面。
见面这场面，那是相当有意思。
邓小平一上来就握着他的手问：“我是叫你陈教授呢，还是叫陈博士？”
陈树柏本来挺紧张，一听这话，赶紧说：“叫我树柏就行。”
邓公摆摆手，非要搞清楚这国外的规矩。陈树柏就解释，在美国，博士一抓一大把，叫教授显得更尊重。
“行，那就叫陈教授。”
这几句家常一唠，气氛瞬间就松下来了。但陈树柏心里还有个疙瘩，就是他那个“军阀”老爹。他本来打算避而不谈，生怕谈崩了。
谁知道邓小平主动提了：“令尊治理广东8年，建树很多啊，老一辈广东人都挺怀念他。”
陈树柏眼睛都瞪圆了。他没想到，共产党的一把手，能给国民党的一个军阀这么客观的评价。
紧接着，邓小平又抖落出一个更猛的料。
“你知不知道，当年你父亲跟红军，那也是‘老朋友’了。”
这事儿陈树柏真不知道。原来1933年的时候，蒋介石搞第五次“围剿”，要把红军困死。那时候陈济棠坐镇南路，但他跟蒋介石不对付，心里有自己的小算盘——要是红军被灭了，蒋介石下一个收拾的就是他。
所以，陈济棠私底下跟红军签了个秘密协议。
这协议绝了：停战、通商、借道。
后来红军突围的时候，陈济棠的大军那是“敲梆子虚张声势，送行式假装追击”，硬是给红军让出了一条40华里宽的大路。
说白了，当年红军能顺利突破封锁线，陈济棠是放了水的。
邓小平把这段历史一讲，陈树柏那是彻底服了。这叫啥？这就是实事求是。
会面结束的时候，邓小平大笔一挥，写了一幅字送给他：“渡尽劫波兄弟在，相逢一笑泯恩仇。”
这几个字，分量太重了。
04
有了第一次的愉快经历，陈树柏这心里的包袱是彻底放下了。
到了1982年8月，他第二次回国见邓小平。这次，他觉得自己跟邓公是“忘年交”了，说话也就没那么讲究了，直接放了个大招。
两人聊着聊着，陈树柏就说起了美国的看法。
他说：“在美国，甚至整个欧美，大家一听到‘共产党’这三个字，心里就发毛，觉得跟洪水猛兽似的。这种误解，对中国搞现代化、搞对外开放阻力太大了。”
邓小平抽着烟，听得很认真，也没打断他。
陈树柏看没反对，接着说：“为了减少这些不必要的麻烦，我有个建议——咱们能不能给党改个名？”
这话说出来，屋里估计连掉根针都能听见。
邓小平弹了弹烟灰，问他：“那你觉得改啥好呢？”
陈树柏显然是在家琢磨过了，张口就来：“叫‘社会民主党’咋样？这样跟苏联那边能区分开，欧美那边听着也顺耳。”
好家伙，让一个执政了几十年的党改名，这也就是陈树柏这种喝洋墨水的书生能想得出来。他觉得这是个公关策略，是个技术问题。
但在政治家眼里，这可是原则问题。
这时候，所有人都盯着邓小平。
邓公既没有拍桌子骂娘，也没有长篇大论地反驳。他只是慢条斯理地把手里的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，然后——
哈哈大笑。
这一笑，把尴尬全化解了，但也把态度摆明了：这事儿，没得谈，也不用谈。你是个学者，我不怪你幼稚；但我们有我们的自信，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。
05
虽然改名的建议被“笑纳”了，但陈树柏报效祖国的心是真的。
他这人也是个倔脾气。他觉得自己既然是炎黄子孙，就得给国家干点实事。他看中了深圳，想在那里办一所“中国实验大学”，要把西方的科技和中国的文化结合起来。
邓小平听了挺支持，让他去试。
陈树柏为了这所大学，把在美国的工作辞了，到处化缘，自称是“文化乞丐”。甚至为了筹钱，把自己在美国的房子、地都卖了，背了一身债。
可惜，因为种种原因，深圳这所大学最后没办成。这事儿对他打击挺大，但他没放弃。
1992年，他退休后，在美国硅谷创办了“国际科技大学”。
这学校虽然开在美国，但你看看里面的学生，一大半都是从中国大陆、台湾、香港过去的华人。
有个深圳的老板听说了他的故事，直接捐了10万美元，还说以后每年公司利润的80%都捐给他办学。问为啥？老板说：“十年前你在深圳想办学，十年后你还在办，冲这份心，我信你。”
这学校办起来后，陈树柏给自己定的年薪是——1美元。
从当年的国民党少校，到后来的美国教授，再到最后只拿1美元薪水的教育家，陈树柏这一辈子，折腾得够呛，但也活得够真。
2013年，陈树柏走了，享年84岁。
他爹陈济棠当年拿枪是为了争地盘，他拿笔是为了争未来。两父子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，但最后那颗心，其实都落在了这片土地上。
至于1982年那场关于“改名”的谈话，现在回头看，邓公那一声大笑，确实比什么解释都管用。有些东西，不需要改名来证明自己，时间会给出最好的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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